全面小康关键是分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0喷嘴

全面小康关键是分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

提要：党的18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，这是一个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极难的国家战略目标。胡锦涛的报告还提出更为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，也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，全国GDP翻一翻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翻一翻。这两个翻番的目标实现不算太难，而翻番以后能否保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，却是财富的不均衡分配。因此，能否建成全面小康社会，不是增长问题，也不是人均收入提高的问题，而是增长以后的分配问题。

本博文分为两个部分。前面讲述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的关系，主要观点是过去高速增长，总体的人均收入提高了，但是，由于优势人群的收入增长过快，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太慢，而且，有的人收入增长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，导致了高增长无法消灭贫困。第二部分讨论今后8年经济增长的目的比较容易实现，但是，要彻底消灭贫困，实现全面小康，却必须在收入分配方面做一些革命性的改革，否则，建成全面小康的宏大目标，就是一句空话。

发展和贫困

绝对贫困，大多数人贫困，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本国情。1978-85年的农村改革，把吃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，以不温不饱为标准计算的绝对贫困人口，七年间下降了80%。

这段时间，农村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增长15%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7年。在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，农村的收入分配也能够保持相对平等。因此，人均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，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就下降3个百分点，造就了中国农村高增长和高减贫的黄金时代。不仅如此，由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，城乡差距也大幅度下降。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2.5倍，下降到1985年的1.8倍。

然而，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，城市系统的改革，一直到90年代的对外开放，国家的经济建设重点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。虽然，农村乡镇企业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，也为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但是，由于国家片面的追求城市和工业的快速发展，本来一度被缩小了的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，再度拉大了，城乡人均收入比例从1985年的1.8倍，上升到2011年的3.3倍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别，全国各地的农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。例如，1978年，最富省份的农村人均收入是最穷省份人均收入的2.5倍，而到了2011年，这个差距被拉大到了9倍。

城乡发展的不平衡，加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，使落后地区农村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限制。大量的农民离土不离乡，成为城市和工业建设的主力军，却基本没有享受城市和工业建设所带来的成果。

落后农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‘掏空’效应。也就是说，有能力的年轻人跑到外面的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农村打工，把老人和小孩留在家乡，使家乡本来落后的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了。

每年超过2亿的农民工，主要来自落后地区的广袤农村。这些农民工，常年远离家乡，把汗水洒在发达地区的城市和农村，得到的是只能维持最基本生活的收入。他(她)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不能带走，只能全部留给发达的地区，而他(她)们的儿女和老人，基本没法享受由这些剩余价值支撑起来的发达地区的各种社会福利，包括教育、医疗和住房，等等。这种‘掏空’效应，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差别，使落后地区的减贫越来越困难。

引进外资，促进出口，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几大推手，农民工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原动力。而发展的结果，因为户口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，造成了城乡裂化，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裂化。

1996年，国家采取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，把国有中小企业私有化，也把乡镇企业私有化，造就了一大帮一夜暴富的富人，同时，大多数工人，却被迫成为失去各种社会保障的打工者。

留下来的大型国企，成为垄断资源和市场的巨无霸，使私人企业不得不在狭缝中苦苦挣扎，缺乏创新和升级的本能。国企垄断利润太多，创新缺乏积极性，只能继续加强它们的垄断地位，才能继续保持高额利润。不仅如此，垄断企业和政府连成一体，瓜分市场，垄断自然资源和政策，把大量的超常规利润，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中。那些中小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，不管如何努力，收入的增长都无法与强势集团的收入增长相比拟。

有了无数农民工，是城市经济和工业高速发展的基础，而发展的结果，却被一个极端不合理的社会体系、利益体系，人为的把收入分配和劳动的关系给拉断了。拉断的结果，使得中产阶级的形成非常困难，中国的分配结构不是出现橄榄型的形状，而是一个睡倒的‘工’字形状。也就是说，‘低收入人数超多、中产阶级人数过少、而富人不少的结构’。

而低收入的人群，是分配结构所造成的。他们的存在，是贫困问题无法解决的根源。34年的高速发展，照道理不应该有绝对贫困存在才符合逻辑，而现实的情况是，1995年到现在，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一直徘徊在1.5亿左右。

上面我们简单解释为什么高增长34年没有彻底消灭贫困的原因。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，一方面是收入两极分化，另一方面是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。

政府的发展目标是明确的，那就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的社会。不过，我所看到的各种政策和学术观点，都只是关注如何保增长，大家都错误的认为只要经济翻番了，人均收入翻番了，小康社会就会自然建成了。

大家应该知道，增长只是建设小康的必要条件，而不是充分条件。没有解决贫困，没有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，没有建设全面覆盖的社会保证体系，全面小康是很难实现的。

不解决贫困，全面小康就是一句空话

早在上世纪90年代，当时的领导人，就提出到2000年全部消灭贫困的目标，而且振振有辞，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。可是，到了今年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还有1.7亿农民还生活在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每人消费1.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。

2011年，中国的人均GDP是5500美元，人均消费大约是2500美元，是世界银行贫困线的5倍多。如果财富能够比较平均的分配，应该是没有绝对贫困的，而且，人人都可以过上小康的生活水平了，根本不需要GDP再翻一番。

然而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，由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，使得发展的成果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，也就是收入最低15%的人群。这些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也应该有所提高，但是，由于物价上涨，教育成本提高，医疗费用提高，房价上涨，使得他们的名誉收入增长速度，很难跟上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。

最近，贵州毕节市5个5-10岁的小男孩被发现死在一个垃圾箱里面，他们临死前共同吃了一碗米饭。而发现这些死亡小孩的，是一位83岁的老太太。有人估计，中国像这样无家可归的儿童有15万之众。

由于每年有近两亿农民工外出打工，全国有6500万留守儿童由老人带养。他们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不说，还很有可能陷入贫困。在中国目前这样一种高度不均等的教育体制面前，这些留守儿童，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会考到好的大学。而没有上好的大学，他们将会沦为贫二代。另外，全国还有1800万儿童跟着父母进城打工，在城市里，由于受到户口限制，这些儿童也不能接受好的教育，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比那些留守儿童好到那里去。

中国GDP总量是世界的第二位，出口和制造业产值是世界的第一位，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的第一位，外国人被中国的经济奇迹吓呆了，羡慕的不得了。可是，在我们的国度里，却出现80多岁的老人必须靠捡垃圾过日子，还有那麽多的孤儿流落街头，被成群的活活冻死、饿死。

在农村，甚至城市，国家已经开始了各种福利制度，如养老金、医疗保险、低收入保险，等等，大大的减轻了低收入人群的负担。但是，真的是生病了，真的是失业了，真的是失去劳动力了，这些福利却显得微不足道，无法挽救一个受灾的家庭不被陷入贫困。

没有解决好贫困问题，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，不管有多少人已经过上比富有国家还要富有的生活水平，建成全面小康，就是一句空话。

增长容易，分配均等难

有人认为，用10年的时间，GDP和人均收入翻番，困难不大，每年只需要7%的增长速度就可以达到目标。

在世界经济危机还没有恢复之前，中国经济每年再坚持7%的增长速度，其实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。不过，考虑到过去30年每年平均10%的增长速度，今后每年7%的增长速度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但是，大家不应该把经济能否翻番，当成是建设全面小康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。翻番，充其量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，而充分的条件是生产出来的财富如何比较均等的分配。

中国两极分化是多面性的，包括城乡差别，工农差别，地区差别，行业差别，等等。然而，当今中国社会最要命的差别，却不是上面的这些，而是阶层间的差别。如果说，城乡、工农、行业、地区等的差别可以通过移民、城乡一体化和教育得到不断缓解的话，阶层差别，却是任何现成的改革方法所无法解决的。

何谓阶层差别？

阶层差别，就是既得利益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差别。既得利益阶层包括党政官员、垄断国企及银行的管理人员，和社会精英。弱势群体包括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低收入城市居民、失业居民、低收入的农民，加上数千万的老弱病残、孤儿，等等。

中国10%的既得利益阶层，掌握50%的国民财富以及经济增长的新蛋糕。另外20%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，他们的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，可能占国民财富和新蛋糕的30%。而其它70%的人群，只占国民财富的20%。其中，最穷15%的超弱势群体，只占国民财富的3%，他们不是长期贫困，就是在贫困的边缘徘徊。

这样的阶层分裂，使那些超弱势群体，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摆脱命运，如果没有革命性的社会福利体系改革，无法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，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。

只有提供全民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，以及提供统一的失业救济、伤残救济和养老金，最穷15%的超弱势群体，才有可能永远摆脱绝对贫困。

深层次的改革必须在太岁头上动土

未来10年，建成全面小康必须做两件大事，一是保增长，二是争取平分蛋糕。保增长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，可是，平分蛋糕却是最大的、最难办到的事情。因为，平分蛋糕，必须伤及目前的既得利益者。

例如，增长的成果必须用于解决低收入人群，特别是那15%的超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困难，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提升幅度，大大的高过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幅度。

最近15年，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是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速度的数倍，才能在短期内产生那麽大的富人阶层。要在今后10年，把这样的分配格局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然而，没有180度的转弯，90度也行。而就算90度的转弯，也是很困难的。例如，现在如何逼迫数百万的官员公开财产，让他们多交税，用于满足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的资金需要？还有数千万的社会精英和高收入阶层，如何让他们的收入从灰色变为公开？如何让国有企业、大型银行数万亿的利润，用之于民生？如何打破银行垄断，国企垄断，让中小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更多的吸收劳动力？等等。

只有上面的改革，才是建立国家福利体制的基础，才是增加就业，减少社会负担的基础。可是，如何做？需要政府的智慧、决心和魄力，更需要既得利益者能够配合国家的改革，把党政干部的利益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中不断剥离开来。不断缩小垄断利益，大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效益、创新效益和就业效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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